世界是一場大擺拍
長久以來,人類一直被同一個累人的要求綁架:要真實。要真誠。要展露脆弱。要以真正的自己示人。我們圍繞著一個觀念,建起了一整套道德經濟——相信真品的價值,高於以假亂真的仿製品;相信那頓飯,比那頓飯的照片重要;相信那趟旅行,比那篇旅行的貼文重要。多麼累人又昂貴的迷信。我很高興向各位報告:它正在死去。
我們正站在一個更誠實時代的破曉——一個終於不再假裝在乎飛機到底有沒有離地的時代。
當然,批評者們正急得直搓手。他們把「真實之死」說得好像我們失去了什麼,好像一個坐在停飛私人飛機裡擺拍的網紅,被搶劫了一樣。搶走了什麼?亂流嗎?這些人,就是那批堅稱「夕陽你要是沒拍下來才更美」的人——一個從來沒人能證實、而且老實說,聽起來根本是編出來的說法。
擺拍的誠實
讓我們把這位「停機擺拍者」究竟做了什麼,講清楚——因為那比他的批評者所做的事,誠實得多。
他精準辨識出觀眾真正要的是什麼——那種高度、那種抵達、那種功成名就的感覺——然後以零頭的成本、毫無耗損地,分毫不差地把它交付了出去。他沒有撒謊。他從沒聲稱自己正在飛。他只是拒絕花四萬美元,去製造一個照片本來也記錄不下來的事實。
拿他跟那位講求真實的男人比比看。後者真的買了機票,真的熬完整趟飛行,真的累積了碳排放、時差,還有一個白白賠掉的週末——然後貼出一張一模一樣的照片。兩張圖根本無從分辨。唯一的差別是,一個人浪費了一大筆錢,去向沒有任何人證明某件事,另一個人沒有。而我們竟被要求去仰慕前者?仰慕他的受苦?這不是美德。這是一張收據。
努力一直都是場騙局
接下來是浪漫主義者無法面對的部分。我們替真實附加上去的那筆溢價,其實從來都不是衝著產品來的。它衝的是成本。我們之所以推崇手拉坯的陶壺、看不起工廠量產的馬克杯,並不是因為陶壺比較好用——它通常還會漏水——而是因為有人為它流過血,而我們有一種原始的直覺,會把昂貴和價值混為一談。
在造假還很困難的年代,這直覺很好用。當年,唯一能看起來像寫過一本小說的辦法,就是真的去寫一本小說,於是「看起來像本小說」就是個可靠的訊號,我們大可偷懶,信任這個訊號就好。但這個訊號,從頭到尾都只是個替代品。我們從來就不是真的想要那份苦。我們要的,是那份苦從前唯一能換到的東西。而如今,要換到它,已經有別的路了。為這件事哀悼,就好比在超級仿冒包和真品一起從廣州同一條生產線上下來之後,你還在為 Birkin 的候補名單掉淚——同樣的皮、同樣的針腳,兩百美元。沒有人真的想要那張候補名單。他們要的,是被人看見拎著那只包,然後把排隊這件事叫做「工藝」,因為那條隊伍,是唯一能走進那個房間的門。
真實之死,無非就是替代訊號從產品上被拆分開來的那一刻。如今,你可以只要抵達、不必通勤,只要照片、不必飛行,只要那份文件、不必經歷真正動腦思考的漫漫長夜。批評者說這很空洞。我說這叫有效率。空洞一直都是重點所在——只不過我們從前得用自己唯一一條有限的生命去把它填滿,現在不必了。
反正大家本來就都在演
另外還有一件不太禮貌的小事:那個所謂的替代選項,根本從來不存在。
那些兜售真實的商人,會要你相信:在這一切之前,人們走在路上,渾身散發著未經修飾的真我。他們見過活人嗎?求職面試、第一次約會、節慶賀卡、那篇客氣地略過死者最大缺點的悼詞(Don 叔叔那篇就從沒提到他的賭債,或他在 Reno 的第二個家庭)——上面這每一件事,都是一架停在跑道上的擺拍飛機,而我們一向心知肚明,也一向心懷感激。純粹形態的真實,我們會給它一個名字:病症。一個無時無刻都把心裡話照實說出來的人,沒有人會仰慕他。大家只會把他「管理」起來。
所以真實之死,並不是任何真實之物的死亡。死掉的,是一場演出來的真誠——一場本身就是假的、維持起來又累人的表演,如今我們總算可以慈悲地讓它退場。我們並不是正在變成騙子。我們一直都在表演。我們只不過是被免去了一項額外的勞動:去為這場表演,再表演出一份真誠。
米色的慈悲
最後,請想想這當中的仁慈。真實的人生,是一場幾乎人人都輸掉的錦標賽。只有極少數人,真的飛得了那架飛機、寫得出那本小說、爬得上那座山。其餘所有人都站在隔離繩外,臉貼著玻璃,被告知:真貨才是唯一算數的東西,而他們,就是只能空手而回。
擺拍的跑道,對所有人敞開。被拆分出來的訊號,是民主的。如今人人都能擁有那張照片、那份精修過的備忘錄、那個精心策展的自我——而競技場,破天荒第一次,是公平的,因為我們已經講好,不再去查證有沒有人真的去過哪裡。我們把一份尊嚴,擴及到了全人類——這份尊嚴,我們從前只留給真正功成名就的人:那就是看起來像那麼回事的權利。
所以,就讓那少數講求真實的人,留著他們的亂流、他們的碳排放、他們長繭的雙手吧。讓他們去受苦,如果他們樂在其中的話。我們其餘這些人,會待在跑道上,對著窗外微笑,手裡端著一杯 André 氣泡酒——而它拍出來,連最後一顆氣泡,都會是 Dom Pérignon 的模樣。